邓亚萍的一声“飒”唤醒33年的亚运记忆

  毫不夸张地说，邓亚萍可能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运动员。整整几代中国人的回忆都跟这个杀球犀利、从胸口吐出一声“飒”的小个子球员有关。某些时刻她成了中国乒乓的一种信仰和象征，又在新世纪成为了中国人对奥运和世界体育的一种连接。

  在杭州亚运会举办的今年，邓亚萍带着我们大家一起穿越回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小个子乒坛传奇登场了。

  “1990年北京亚运会是中国第一次主办亚运会，也是我第一次获得亚运会冠军，当时的场景，我现在依然记忆深刻。”尽管连日奔波，休息时间极其有限，但邓亚萍的声音依旧清脆而有穿透力，跟人们记忆中那个在赛场上挥拍杀球的世界冠军无异。

  33年前，上世纪90年代初的北京，像一个刚从梦里醒来的中年人，在改革和开放的时代洪流中拼命地“重回青春”。而那时的邓亚萍是个17岁的少女，已经加入国家队快两年了。

  加入国家队的第一年，她就在亚洲杯的比赛上一战成名，打到决赛，获得了女子单打冠军。第二年，1989年的第40届世乒赛上，首次参加的邓亚萍夺得了女子双打冠军，以16岁的年纪，成为了中国乒乓球历史上最年轻的世界冠军之一。

  今年终于能在自己家打比赛了，17岁的邓亚萍想，从新建的北京二环到可爱的吉祥物盼盼，亚运村的一切都令她感到新奇“。各种比赛之前的预热，已经把气氛烘托到很高了。”她回忆道。但兴奋的劲头很快被激烈的比赛冲散，先开赛的男队出师不利，争夺金牌的重任落在了她们女队身上。

  女团决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两场比赛结束，中国队仍以大比分一负一平落后，最后生死局即将开战。场内的空气仿佛凝滞了，邓亚萍顶着压力上场，拼杀几个来回，最终鏖战扳回一城，为女队的获胜立下汗马功劳。

  回到亚运村，她看到宿舍的房门上贴满了小纸条，上面是其他国家队运动员写下的鼓励和祝福的话。在之后的比赛中，她继续乘胜追击，最终以三块金牌的成绩不负这场主场作战的体育盛会。

  在邓亚萍的人生里值得被细细讲述的比赛场面太多了。胜了或是败了，逆转或是拉锯战，这个曾因为“身高不够，不适合打乒乓”被省队劝退的小个子女孩，创造了“最长时间蝉联世界上的排名第一的女性乒乓球运动员”的世界纪录。

  所以，那些所谓的“可成为××”“能够做××”的标准，也许从不存在，对于约定俗成的刻板规训的挑战比获得某场比赛的胜利更有意义。就像，体育对于邓亚萍的意义也绝不仅在于不断的胜利。

  1997年，她已经参加了两届奥运会、两届世乒赛，几乎统领了全球各大乒乓赛事，媒体把这段时期的世界乒坛称为“邓亚萍时代”。然而在此时，24岁的邓亚萍开始淡出国家队，她决定回到校园，踏实地上学。第二年，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英语的她，正式公开宣布退役。算一算在14年的运动生涯中，她一共拿了18个世界冠军。

  2021年邓亚萍的首部著作《心力》出版，她在自序中写道：“体育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并不是这些奖牌，而是让我有了钢铁般的心理素质。”

  从10岁进入市队到15岁进入国家队，邓亚萍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都在集体、纪律和严苛的训练中度过。不过，队里的生活并非千篇一律，偶尔闲暇，她会自己看看书，听听音乐，或跟大家聊聊天。随着出国比赛的机会慢慢的变多，邓亚萍的世界也慢慢的变大，她开始发现并看到多样的、丰富的⋯⋯以及人生各种各样的可能。“在一个年轻人成长的过程中，十几岁到20岁正是不断去观察世界，然后树立自己的正确的人生观的时候，多看一看世界我觉得很好。”对今天的她而言，那些经历都很宝贵。

  就在1997年摘得曼彻斯特世乒赛三枚金牌后，她意识到，是时候思考打球之外的人生了。

  “人这一生得分段，前一段这种生活不可能延续一辈子，这样一个职业就需要我选择退役以后怎么办。当时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人生的下半场，或者说以后该怎样面对人生，怎样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工作。”

  她深知，沿着原路继续走下去的样子，大概率是在球队里任职，做教练吧。如果她要转弯呢，如果她想变道呢？她是否准备好了去面对和之前的人生完全不同的状态和节奏?她深吸一口气，就像准备好上场去打个漂亮的大逆转一样。在乒乓路上，她无怨无悔，已经做到了最好，“可以结束了”。

  “选择完全不同的人生”的决定是她性格使然，“就是当我把一件事搞好了，或者觉得已经玩明白了，就不想再玩了。”她不怕压力和竞争，但凡事“很怕它没劲，不好玩”。

  可24岁开始读本科，听起来可不是那么“好玩”的事。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在体制下，运动员必然需要为了训练而非常大程度上牺牲掉读书的时间，“每个人时间是有限的，很公平，你干了这个干不了那个。”

  运动员生涯带给邓亚萍的人生启发之一是，做任何事都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所以既然她选择了，“那就硬着头皮弄呗，不然怎么办呢?就一点点来吧。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把事儿想明白了以后，做倒是不怕，而且我也认了”。

  2001年6月北京申奥进入了如火如荼的冲刺阶段，此时作为申奥形象大使的邓亚萍同时还在准备清华大学英语专业的毕业论文。除了用“少睡点觉”来应对这种“两线作战”的忙碌之外，习惯了大场面和大压力的世界冠军，也无另外的的好办法。

  这次出现在电视上的邓亚萍跟几年前人们印象里的不太一样了。她褪去了运动装换上了成熟干练的套装，自信地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之前4年，在清华大学她“吭哧吭哧，一下一下”把自己的语言实力给夯实了。

  本科毕业后，邓亚萍还是没回到“系统”的舒适圈里，她一边在国际奥组委担任职务，一边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攻读中国当代研究专业的硕士课程。一年之后硕士毕业，她动身前往剑桥大学，选择了土地经济学，最终拿到了博士学位。在剑桥大学800年建校史上，第一次有像这样一位世界顶尖的运动员获得了博士学位。

  每个人都对她在学术上的成绩感到惊讶，仿佛运动员本不该拥有这些。这恰恰是邓亚萍想要质疑的，世界上没什么“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这两者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关系。谁说运动员只能拥有好的体质，而不配拥有智慧呢?

  国际奥委会的工作与邓亚萍的求学生涯几乎重叠。当她有能力跟各国同仁顺畅交流，随着工作以及跟萨马兰奇主席接触的时间变长，她学到的东西慢慢的变多，“原来是看热闹，因为我也拿了冠军，很光荣，后来慢慢才看到门道”。

  2003年硕士毕业后，邓亚萍加入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从制定市场开发计划开始，一步步推进招商等工作，“那一段时间还是有相当大的挑战性，需要去看，去学，然后跟整个团队磨合。”其间，她发现市场开发作为奥运会商业模式的重要一环，“很值得去研究”，于是坚定了自己的博士研究方向，“自己又在做这件事，同时要系统地把它研究清楚，所以理论加实践连在了一起”。后来，北京奥运期间，她被调派到奥运村部，她和团队不仅要照顾好200多个国家共计16000多位运动员、教练员和代表团官员，以及24000多名志愿者，还要负责接待各国政要，并在开幕式前安排完每个代表团的升旗仪式。

  北京奥运会闭幕后，她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及答辩。2008年是她人生下半场的一个重要节点，在那之后又是一个新的阶段。尽管有几年的工作和生活跟体育没有特别直接的联系，但她觉得，“这也是一种人生的经历”。

  近两年，邓亚萍上过几次谈话类节目《圆桌派》，从她的言语间好像很难联想到30多年前那个杀球凌厉的女乒神将的样子，她更成熟、更睿智、更温和，也更自由了。她谈起当年的比赛、奥运村的生活、奥组委的工作，更多的是谈她对体育的理解。现在，她的儿子也在打乒乓球，但她明白“他的人生他做主，毕竟咱们不可以代替他，成为他”，所以大众乐于看到的子承母业创造体坛传奇的故事也许并不会上演。毕竟谁也不可以真正承接谁，谁也不能被永远烙印上谁的影子。